让哈布斯堡的最后一位鲁道夫深感困扰的问题之源头，实际上能被追溯到半个千年前的第一位鲁道夫身上。维也纳人共享的精神中那古怪的偏执，也许就是该王朝最初行为的结果。1273年，当鲁道夫一世建立这个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时，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乖僻”的选择——“僻”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偏僻”，他将首都选在维也纳，这个远离国家中心，位于帝国领土东部边缘的城市。

地理位置即是命运。在那之后，维也纳既要是皇座宫堂，也得是敌前要塞。皇宫被称作“霍夫堡（Hofburg）”，直译过来便是“堡垒宫殿”。漫长的历史中，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攻城锤不断地轰击着维也纳的城墙。这座城市既因战争而屡受创伤，又因皇权而倍显崇高，而结果是，它从未历经“正常”的城市发展过程，即通过中产阶级的逐步解放来成长。骑士们的剑和朝臣们的华丽服饰，取代了商人们的常识而占领所有街道。在城墙之内，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和心理上的空间供资产阶级发展。有时，行会们试图争取市民的自主权，但最后总是帝国的监察者们占了上风。在其他类似的西方首都，中产阶层伴随着务实、高效、工业化的进程蓬勃发展，然而维也纳却并不能这样。

城市最主要的生产业便是为君主制生产批量的恢弘与伟大。在这个前哨站中，哈布斯堡王朝维持着它布满绫罗绸缎的庞大宫廷，皇帝（通常单调枯燥且无情无义地）操纵着他手中的封建制度杠杆，以控制他数量繁多的领土——经常通过让其中一者与另外一者相互斗争来实现。一个老笑话说：“克罗地亚国王向匈牙利国王宣战，而身兼如上二职的奥地利皇帝，则保持仁慈的中立。”

其他大国早已产生了能够与时俱进的官僚机构，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则仍然要依靠它的神话；依靠其诸侯自发的忠诚；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由精致制服装点的守旧方式：“通常由一只站着的常备军队，一批坐着的政府官员和一批爬着的秘密侦探组成。”

尽管如此，城市中确实也发展了一些庞大的商业协会，通常是由例如波西米亚等工业大省中遭到工厂取代的工匠们组成的。但这些工匠们服务的对象也无外乎庞大的皇室，他们充当着皇室成员、骑士、扈从、侍女、侍酒者、军官、由总管和近臣们构成的常驻贵族的自由家政人员；也为高级大臣、贵族法官、有头衔的将军以及他们的宫殿、附属机构和随从们服务。整个宫廷人数超过四万，他们每人都徽章佩身，地位显赫，举止高雅。

于是宫廷就这样吸收了中产阶级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消磨了他们的灵魂。这使得这个阶级即便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也未能实现向真正布尔乔亚的全方面转变。在宫廷的长久以来催眠般的影响下，维也纳的普通市民们也变得像是这座城市的喷泉、广场和教堂一样——无可救药地成为巴洛克时代的存在。不仅是在沙龙，更是在账房里，礼仪举止超越了事实基础，戏剧超越了现实。

贵族们逐渐被皇室排除在政治角色之外，他们隐退庄园。财富逐渐充裕的普通市民则以一种其他城市居民们无法匹敌的优雅，继承了他们的一切举止、嗜好和冷漠的道德观。在十八世纪的维也纳，“吻你的手，亲爱的朋友”，是一位贵族在向另外一位贵族借用马匹以供捕猎狐狸时的礼貌客套，如果他想要问候对方的夫人，则会说“我跪伏在贵夫人的脚下”。他们不喜欢谈论雅各宾派、死亡、贫穷一类的尘世烦恼，而是以优雅的方式，将话题转向莫扎特——一个死亡多时的穷人音乐家——的作品。

而到了十九世纪，一个屠户仍然会用“吻你的手”来对屠宰厂老板来表达感谢，因为后者延长了他支付那车猪的费用的期限。他对屠宰场老板的妻子问好时，也依旧会说“我跪伏在贵夫人的脚下”。他们使用这样的词汇自然而然地交谈，也自然继承了贵族们转移沉重话题时的灵巧。糖价上涨？面包变贵了？一份观念太过自由的报纸遭到没收？对这些事情，人们优雅地装作毫不在意，只在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论点上发挥出机智与雄辩的才华：是门德尔松的古典和弦更优，还是肖邦的浪漫小夜曲更好？

这就是鲁道夫如此急切地想要让维也纳变得更现代化的原因。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城市都充满了工程师和实用主义者，而多瑙河畔的行人道上，只有骑士、朝臣、享乐主义者和美学家们在无所事事地闲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