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不仅在人均自杀率的方面高于其他欧洲城市，而且尤以上层资产阶级的高自杀率突出。然而，鲁道夫认为，对帝国的存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些关键的人群。“现代国家的真正基础，”几年前他这样写道，“是伟大的布尔乔亚。”

那么，这伟大在他的国家中何处可寻？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享受了许多经济增长，但积累的情感底蕴却很少。我们已经看到，巴洛克式的传统使其无法发展出更现代的表达方式或更独特的现代灵魂，它从未获得其他西方市民阶层所拥有的坚韧。而政治上，它似乎也无法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影响力。奥地利没有像法国的甘必大或者英格兰辉格党员那样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尽管奥地利自由党人数众多，但他们在议会中却仍旧无所作为。事实上，在1888年，鲁道夫并没能够阻止这个党派所正遭受着的上下夹击。部分贵族开始与天主教无产阶级的领袖会晤，贵族和工人们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势力，即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其人数很快就要超过自由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即将诞生的巨人——社会民主党，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将赋予工人们一种战斗精神和远远超越中产阶级的自尊。在世纪末，维也纳的企业家们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工厂竟然是一件比建立一个可行的社会身份要容易得多的事情。

在过去，这种情况要好得多。1830年代的成功手工业者们与世界达成了和解，而1880年代的成功制造商们则失去了这种和解。在1830年，一位家具工匠大师在公爵的监督下为他制造书桌，他和他的客户、学徒、家人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世界里。尽管地位低微，但他与公爵一样，也在实践着一个小范围、面对面的等级互动。

而1880年代的制造商只能在歌剧院中，隔着堪称羞辱的距离远远望向公爵。在一个宫廷及其侍从们塑造绝大多数社会形象的城市，工业家根本没办法融入这种贵族风范中。头戴皇冠者只抛给他们一些经过美化的残羹冷炙。他们被允许购买环城大道的某些地块；像他们这样的暴发户也曾给宫廷歌剧院支付巨额的资助，然后到后来却通通被冷落了。他为自己在环城大道上建造的宫殿也不过是一座伪弗洛伦萨风格的徒劳之作，贵族们驾着马车旁边飞驰而过，甚至懒得嘲笑它。奥地利的贵族阶层古老、排外、有着严苛的血统规则，他们看待正一茬茬冒出的市民阶层——就像看待一团路边的蘑菇一样。

比其他地方还要更早且更深刻地，维也纳的暴发户们收到一则噩耗：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发达。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发达。于制造商们而言，他失去的是工匠曾与员工和顾客之间的直接人际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工厂效率管理。他可以用绫罗绸缎装饰客厅，却没办法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有机的质感。而在奥地利的国界之外，像他一样的人却能为整个十九世纪带来中产阶级的色彩。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波旁王朝的朝臣们就已经将贵族的佩剑统统换成了布尔乔亚的手杖。拿破仑战争期间，惠灵顿将军不得不训斥他拿着雨伞的英国军官们。而博·布鲁梅尔，这位商店老板的孙子，则成为了英伦社交界的暴君，将英式时尚的潮流从宫廷的短裤换成了商人的长裤，将三角帽摘下又以高顶礼帽取而代之。

一个名叫汉斯·马卡特的画家是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在维也纳的反例。他出生在1840年，刚好在布鲁梅尔去世的那一年。他在首都的生活方式与布鲁梅尔截然相反：远离一切布尔乔亚的自我认证方式。在英国，布鲁梅尔将贵族们改造成精明的银行家形象；而在奥地利，马卡特则刚好相反。他彻底结束了比德迈厄风格和资产阶级那温和的潮流，把摇摆不定的银行家的房子装修成浮夸奢华的男爵宴会厅。虽然在1888年时马卡特已经去世了整整四年，但维也纳富人的沙龙里仍然充斥着他留下的东西：羽毛、丝绸、帷幔和历史主义的过度装饰。

然后就只剩下虚荣。1888年，伦敦有几家不错的俱乐部专门为商界大亨服务；但是在维也纳，只有赛马俱乐部才勉强算数，而且它的成员仅限于贵族。商人们只能在在商人专属的门口进进出出。不管维也纳的市民蹲在多么高的一堆金币上，他都总是低那些纯血贵族们一等。他永远无法像伦敦的百万富翁那样泼辣精明，像巴黎的上流社会那样自鸣得意，像美国的贸易大亨那样气宇轩昂。维也纳的封建光环实在是太耀眼、太恒久了——它烧死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所有萌芽。

一个普通人努力工作、辛苦积累、获得巨大成功；他乘上工业化的浪潮，将巨额财富握在手中，甚至取得男爵爵位；他制造机器，建立组织，为未来的奥地利孕育巨大潜能。他可以做到如上的所有——但即使如此，他自身的伟大之处到底在哪里？他的心和他的灵魂，又该如何与他所推动的未来浪潮相连？

即便是像维特根斯坦家族这样的阶级典范，如今也在这辉煌的困境之中越陷越深。赫尔曼·维特根斯坦，原本是一个家境普通的犹太人，通过大规模经营农业而成为了富有的新教徒。他对文化的追求拥有同样的效率，更准确地说：他用金钱播下文化的种子，又让文化在孩子的身上生根发芽。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与他是姻亲，他资助约阿希姆在门德尔松门下的学徒生涯，他的女儿安娜则跟随勃拉姆斯学习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