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雅各布·格林于1863年去世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那一年，他深爱的德国——即便如今已分裂成东西两德——都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百余年光阴并未淡化世界对这位世界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与民俗学家的记忆，也未减弱人们对他的弟弟威廉的怀念——这位因编纂著名的《格林童话》而被数百万人铭记的学者。在大众心中，他们永远是“童话兄弟”；人们对他们谦逊而典范的生活怀有与对他们丰富知识贡献与带来欢乐的记忆同样深切的温暖与感激，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德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最优秀精神的象征。他们生活在欧洲动荡巨变的时代，因此，他们宁静、恒久的学术成就，更使他们的形象令人敬仰与喜爱。

格林兄弟出生时的德国，并非今日那样被清晰地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是由众多小公国、诸侯国和王国松散组成的集合体——其中有些像普鲁士一样强大，且拥有广阔的领土，有些则小到极点，以至于有一个常常被被引用的讽刺故事中说，有位统治者在下午散步时不小心把领土掉出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就永远失去了它。理论上，这块“拼布式”的德国——大约一年中的每一天都能对应上一个主权国家——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统治，他是著名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但事实上，每位小国君主都视自己为绝对的独裁者，在自己领地的范围内行使不容置喙的权力，不论领地多小。有些小国君主是开明的专制者，他们控制那些傲慢贵族的特权、约束自己的军队，并往往对人民怀有良好的意图；而另一些则只是仿效法国宫廷的奢华排场，或模拟普鲁士的军事作风的专制者，即使他们的手段并不能达成这些目的。

黑森-卡塞尔是位于古德意志腹地的一个小公国，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微不足道，自大迁徙时代以来就有黑森人定居于此。该地区的传统和历史并未受到斯拉夫文化记忆的影响，这与易北河以东那些在较晚的时代才被重新征服的领土截然不同。最为美国人所熟知的，通常是在独立战争中作战的黑森雇佣军，其中的许多人在战后定居于美国。在18世纪晚期，选帝侯对黑森-卡塞尔的统治水平与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国别无二致。领地伯爵威廉九世集愚蠢、贪婪以及对绝对专制威仪的落后幻想于一身，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往往令臣民倍感生活不易。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还被时代证明，他是一个在军事事务上既胆怯又无能的人。尽管如此，他依然赢得了大多数臣民的效忠，尽管他的政权充满了种种弊端，出于本能的臣民们依然愿意尊敬并服从于他。爱国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人们对该地区抱有根深蒂固的忠诚，这点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无关。贵族阶层从对统治家族的支持中获益，中产阶级则大多保持对政治不管不问的状态，至于农民，当然在治理国家的方面毫无发言权。即便在拿破仑战争导致国界线被推翻重来、政府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地方的爱国主义，以及特殊的民族自豪感依然在蓬勃发展。

在距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不远的哈瑙小镇，位于黑森-卡塞尔的一个古老，且仍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地区，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于1785年1月4日出生。他是菲利普·威廉·格林与妻子多萝西娅·齐默·格林的儿子。就在前一年，他们的长子弗里德里希在出生仅仅几个月后便夭折了。1786年2月24日，另一个儿子威廉·卡尔出生。哈瑙镇的秘书菲利普·格林是中产阶级中稳健且受人尊敬的一员。他的祖辈历代担任秘书、律师或牧师，全都是公国可靠的公民；菲利普的父亲曾在施泰瑙担任归正教会的牧师长达近五十年。而他的祖父也曾是哈瑙当地一位非常重要的牧师。娘家姓齐默的多萝西娅是卡塞尔本地人，因此和格林家族一样，是地道的黑森出身。他们的家族传统根深蒂固，祖先的事迹被每一代新人铭记并传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廉和雅各布学习的教义问答手册，就是由他们的曾祖父编写的版本。

格林家族与齐默家族，分别代表了当时新兴中产阶级中的佼佼者——他们接受过正规教育，并最终晋升至专业的职业领域。对于没有家族财富的下层中产阶级而言，教育是通往更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因为在18世纪末等级森严的德国封建社会中，军队和公务员系统的高层职位对平民们关上了大门。然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当时的社会往往会向那些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提供荣誉和晋升机会。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平等主义影响扩展开来之前，大学在国家整体生活中的地位就已经变得愈发重要。作为德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中产阶级不仅在他们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领域发力，也开始在政治领域获得话语权。

这种扎根于稳固家庭、背靠祖辈成就的归属感，被雅各布和威廉两兄弟天然地传承了下来。威廉仅比雅各布小十三个月，在许多方面，两人的性格迥异，但他们的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们之间既没有竞争，也没有常见于兄弟姐妹间的嫉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独特的亲密关系。童年时期，一种深切的、内在的契合感使他们在所有活动中都形影不离：他们在同一张书桌前工作，分享彼此的兴趣，并鼓励彼此实现共同的目标。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感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纽带。1805年，在雅各布前往法国时（当时雅各布20岁，威廉19岁），他们郑重约定今后永不分离，并在所有的事业中维护这种特殊的联结。甚至威廉的婚事也没有改变他们共同工作的习惯，长久以来，他们在一间屋子里放两张书桌，直到日后在柏林，才开始在相邻的房间里工作和写作。在他们的出版物中，这种亲密的合作体现为不在著作发表时署教名——《古德意志诗歌》、《诗体埃达歌谣集》、《童话集》以及《德意志传说集》均署名为“格林兄弟”。他们的家族关系紧密，不仅是直系亲属之间，连庞大的亲属圈都因真挚的情感和忠诚的纽带而团结在一起。对先辈的敬畏、对在世亲属的尊重与照顾，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家庭义务，都是两兄弟自家人间获得的传承。雅各布和威廉很早就开始协助照顾更年幼的孩子，即便在双亲健在时，他们也感到他们对弟妹负有责任。菲利普和多萝西娅育有九个孩子，其中三个在婴儿期夭折。唯一的女儿夏洛特·阿玛莉（昵称洛蒂）是家中的宠儿，作为唯一的妹妹受到了许多特殊的优待。

在那个时代，祖父母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祖父约翰·赫尔曼·齐默（1709-1798）对孙辈们，尤其是长子雅各布，倾注了积极的关注。他写给雅各布的信件通常带有告诫和教诲的口吻，充满了虔诚与真诚，同时也十分关心雅各布的教育；而从雅各布回信中幸存的寥寥几封来看，他对这些善意的建议都充满了感激。目前没有威廉收到的信件流传下来。威廉儿时体质相当虚弱，需要特殊照顾：家人们经常用温水加酒为他擦澡，以恢复他的元气。威廉对他哈瑙童年生活的叙述不如雅各布详细，后者在日后回忆起镇上的生活时充满了温柔与怀念，尽管他秉承着一贯的客观——既不感伤，也不将那段时期过度浪漫化。但从雅各布二十九岁开始写的自传以及信件中的提及来看，他和威廉拥有非常正常的童年，与同龄人一样分享着大部分的喜怒哀乐。他们在家里的时间多由女佣以及弟弟妹妹们陪伴——只有在晚上，全家人才会聚在一起阅读或祈祷。雅各布对父亲的评价相当含蓄，尽管充满敬意，而在他与威廉的回忆中，父亲所占的篇幅并不多。然而，父亲给雅各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四十五岁时仍声称能清晰地记起父亲。在很大程度上，雅各布似乎更多地将父亲记为一个威严的官方形象而非家长的形象。菲利普·格林作为一名德意志官员，在履行职务时穿着制服。虽然他身材不算魁梧，但穿着蓝色大礼服、红领子、18世纪剪裁的皮马裤和配有银马刺的长靴，一定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即便不穿制服时，他在孩子们眼中也带有一种官方威仪：周日陪同他们去教堂，为全家宣读祷告词，总的来说是一个权威和引导者的形象。雅各布经常深情地谈起父亲的整洁、有序以及对工作的热爱，这些品质也由他本人继承并一生始终珍视。对于格林一家来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近乎等同于宗教的价值。

两兄弟对母亲的回忆要生动得多，在他们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位慈爱且勤勉的女性，似乎总是在缝纫或编织。由于菲利普和多萝西娅接连生育了几个孩子，雅各布对她的记忆很可能受到了那一连串怀孕和分娩经历的影响。父亲去世时，雅各布十一岁，威廉只有十岁——母亲当时的悲恸在多年后仍被年长的兄弟俩痛苦地忆起，在那段充满动荡和经济困难的时期，是他们协助母亲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女佣格蕾琴和玛丽才是最直接负责照顾年幼孩子的人。比她们影响更大的是施莱默姑妈，她是菲利普的姐姐，在雅各布出生那年守寡，之后便承担起照顾年长孩子的责任。在他们还很小、远未到入学年龄时，她就教雅各布和威廉读书、写字以及使用乘法表，兄弟俩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技能。她是他们生命中第一位重要的教育启蒙者，她那严厉的教学方法以及对细致、准确学习的坚持，伴随了他们整个职业生涯。

从多个层面来看，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孩子们直到上学很晚以后才与其他孩子玩耍或与同龄人接触。由于时代的缘故，这个家庭自然也是一个严格的宗教单位。雅各布后来回忆道，他们早期的宗教教育带有鲜明的归正宗色彩，他当时将路德派信徒视为异乡人，而对于偶尔路过小镇的少数天主教徒，他则带着敬畏与好奇的神情注视着他们。天主教以及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雅各布来说始终是陌生的。他在新教立场上相当僵化，即便没到真正互不相容的地步，至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理解和排斥。基于“通过宗教改革和新教，知识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假设，他认为奥地利因为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而遭受了文化滞后。比起天主教圣歌，他更偏爱新教圣歌，并反对浪漫主义后期向天主教靠拢的倾向。有时，他的反天主教情绪表现得有失体统。例如，他在给恩师萨维尼的信中，对新教徒皈依罗马天主教的行为发表了相当刻薄的评论，而萨维尼本人娶了一位天主教家庭的成员作为妻子，其社交圈也极少能容忍此类言论。雅各布非常虔诚地相信，现代德语是新教思想的产物，并在《德语语法》第二版的序言中断言：“人们完全可以将新高地德语称为新教方言，其自由的本质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征服了天主教信仰的诗人和作家。”不过，我们该为他辩护的一点是，在他的个人社交接触和众多友谊中，他从未让这种偏见产生干扰或成为障碍。

除了祈祷和教义问答的学习外，家庭内部几乎没有正式的宗教训练，但兄弟俩自然在施泰瑙的归正教会接受了教导。雅各布后来回忆道，他一生中从未感受到比那次更强烈的虔诚感——那是他在祖父曾任牧师的那座教堂里，在坚信礼后领受圣餐的时刻。在两兄弟的生活中，宗教虔诚与家族情怀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从雅各布的自传材料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种宁静、尽责的乡土主义。爱国主义正如宗教一样，在家里并不被讨论，与其说通过言语，不如说更多是通过榜样和潜移默化的态度来灌输的，这是一种对黑森-卡塞尔的局部忠诚。雅各布曾回忆道：“我们带着优越感俯视那些来自达姆施塔特的人，”而那里就在法兰克福往南不远的地方。